古往今来，战略谋划的层次步骤都很难被当事人所准确把握。
尤其当行业内的特定人群，逐步稳定为封闭圈子，偏听偏信的毛病就容易被自己完全忽视。随之而来的宏大决策，往往在操作层面看似灵活多变。实则因观察世界的角度偏差，酿成不可收拾的惨烈后果。
因此，只要随意翻看一下历史记载，就能轻松找到此类乌龙记载。
只是这些前人的血泪教训，很难真正被后来者所理解。当人们开始为某次胜利而集体欢呼，可能唤来的就是下一场灾难开端。
汉帝国不懂草原平衡术
展开剩余91%汉帝国首次需要面对整个草原
公元前2世纪，汉帝国正式启动自己的草原攻略。
至少在开始阶段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锐意进取与博采众长的多线路模式。一方面以几路兵马频繁北上，同时也不忘遣使西域，力图在更大层面建立反匈奴战略同盟。虽然免不了为初来乍到而缴纳高昂学费，终究在后来一段时间内竖立了自身优势。
事实上，汉朝很早注意到对手的内部脆弱性。
除了起源于阴山老基地的核心人群，整个匈奴集团的内部都如同大杂烩般七零八落。既有战国时代的其他北方游牧部族，也包括战败后被迫臣服的月氏、东胡或斯基泰人群，甚至是中原流亡人口和西域被掳人群的城镇单位。其中，除那些真正因内斗而北逃的秦汉人士，大部分匈奴成员对汉朝并无特殊仇恨。当某些草原王公因内斗而被迫出逃，也会优先选择南下长安求得庇护。所以，就算最好战的汉武帝，也会审时度势的收纳他们，从而做到力量消耗与内部瓦解。
匈奴的内部凝聚力 往往被后人所拔高
但在两汉之交，草原的政治生态实际上已发生了重大变化。
不仅是原有的匈奴霸权暴露出内部裂痕，许多先前被迫降服的势力也开始鼠首两端的观望起来。因此，西汉那种帝国-草原的二元对立，实际上已完全不复存在。例如紧挨着边界的南匈奴归降和天山以北的乌孙崛起，都是对草原旧格局的颠覆性破坏。剩下只保有最差生产区域的北匈奴，容易因四方反水而沦为众矢之的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尽可能维持这种多边态势，汉朝的北方局势就获得更持久安逸。
然而，新建立的东汉统治集团却主动打破了这份安逸。
他们在公元89年出动大军，联合几乎所有的草原势力围攻北匈奴。最终，以压倒性的优势摧毁对手，逼着对方王族西逃至中亚避难。这个决策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石刻燕然山，更有新一代贵胄的积累政治资本需要。至于积极性更胜一筹的其他草原势力，则开始趁机瓜分共同敌人的有价值资产。其中也包括刚刚崭露头角的鲜卑人。
石刻燕然山的结果 就是草原政治平衡彻底瓦解
公元2-3世纪，鲜卑集团大肆西进，以过去的北匈奴旧地为主要拓展方向。
在吸纳大批无所依靠的匈奴旧部后，迅速成长为可怕的新一代草原霸主。等到将来顺着五胡乱华步伐南下，已经在战力上完全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。原本为汉帝国拱卫边区的南匈奴，也因缺乏外敌而迅速沦为地方官压榨对象。不再具有复刻先祖的统战价值，自然只能在最后一搏过后陨落。
只是当初那些为落井下石成功而庆祝的外戚，不可能想到也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。
但破坏草原政治生态的短视决策，还是给后代挖出一个永远无法填补的巨坑。当匈奴出生的刘渊攻入西晋都城洛阳，已没有其他宗室成员值得被历史所记录下来。衣冠南渡的士人也全部换成了司马家族，等于是在动荡中将两汉权贵们的影响力彻底抹除。若当初对半残的北匈奴网开一面，维持更久的多边格局或许会诞生出完全不同结果。
北匈奴的完蛋 就是为鲜卑崛起创造基础
南北两宋的末日狂欢
南北两宋的结局 无疑在历史上最为刺眼
如果说东汉的短视仅仅酿成长期隐患，那么南北两宋的战略选择就属于典型的当场报销。
当事人在决策前后的欣喜若狂，也与后来的凄惨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。由此产生的强烈反差，在浩瀚历史中都显得格外刺眼。
先以12世纪背盟进攻辽国的北宋为例，其自身已在多个领域同对方保持着微妙共生关系。
当时的国防重心，已经从黄河以北转向了西夏，并将主要资源都堆砌在西北前线。辽国则是其主要的贸易对象和外部消息来源管道。南方的茶叶、绸缎会被不断送往南京幽州，北方的羊肉与良马也是赵家天下的战略性资源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两种之间已不存在严重冲突，更没有因历史积怨而经常剑拔弩张。
宋辽直接的关系 早已从对峙变为共生
但当辽国内部的投机者沟通汴梁，便促成北宋内部的主战派们调转枪头。
至于金人渡海送来的攻守盟约，则为赵家天子用兵提供了坚实背书。但久无隐患的北宋，显然已忘却平衡战略的必要性。对着半身不遂的辽国痛下杀手，反倒是在所有契丹和女真人面前暴露了羸弱战力。兵败后不断花钱买地盘的措施，也被大部分北人视为可耻的不义之举。
只是在心思简单的决策者看来，北伐辽国符合其一贯的政治正确，只要条件允许就不能不搬出来竖大旗。对女真方面的理解无知，架不住自诩谋略高手的一贯自负。
结果是庆祝胜利的狂欢还没有结束，终结其统治的女真-契丹与汉儿联军已抵达都城门口。
北宋君臣来不及庆祝 就迎来了金国大军
这次靖康之变无疑给流亡南方的赵家人已巨大心里创伤。
以至于在客居临安的100多年时间里，常常不忘找机会出兵北伐。但无论哪位皇帝为先祖牺牲掉的岳飞平反加封，都无法提升军队的实质能力。反过来，女真的金国反而成为与南宋联系最紧密的共生政体。他们虽然在野狐岭、中都、三峰山和开封的惨败，都表现出超越偏安朝廷的动员水平和军人斗志。只是在摧古拉朽的蒙古帝国面前显得太过无力。后期的仓促南征，则表现出庙堂高层的逻辑紊乱。
不过，13世纪的南宋当局显然也没有审时度势的推算能力。
主战派的迅速抬头，只是其内部维持政治正确与权贵捞取政治资本的外部投射。当端平入洛的部队再次因后勤问题而匆忙败退，都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自己已开启了毁灭之门。北伐成功的欢庆还意犹未尽，边关告急的文书已被800里加急的送递临安。倘若懂得对联系密切的辽金都网开一面，也就不至于酿成让两位小皇帝都浮尸珠江口的历史惨剧。
南宋的短暂狂欢 为自己招来了蒙古帝国
大明帝国的自恃甚高
明朝的自恃甚高远迈汉唐两宋
表面上，明朝依靠蒙古帝国的馈赠而拥有了最佳地缘格局。
不仅是让汉宫担忧的漠北地区衰退，连汴梁君臣时刻提及的五京制联邦与贺兰山小强都灰飞烟灭。但区域强权的生态缺失，只会引起更多微小集团的迎难而上。明朝又时刻不忘以蒙元世界帝国的继承者自居，必须为统御更为零散的外域的操碎了心。
结果，毫无平衡概念的君臣就出于各自利益需要，开始一次次局部性自毁操作。
例如皇帝经常会为了自身的法统问题，对一些周遭势力保持天然敌意。朝中大臣则会为了个人功绩而怂恿过度出兵。到了各地基层，又是军头长官为升迁和赏钱去轻启战端。甚至在战役中主张冒进，为整体形势蒙上几层阴影。
对蒙古的诡异操作 就是背叛在边防领域耗费更多资源
在蒙古高原方向，明朝在不同阶段都试图奉行一刀切的处理手段。
只是由于力量有限，才被迫寻找自己的首要目标，进行声势浩大的无用北伐。例如在朱元璋时代，北元大汗与前朝的亲王领地是重点攻击目标。但这种力图迅速消灭对方核心的做法，只能让更多次级权力拥有者有机会冒头蹿升。于是到了朱棣频繁用兵的年代，鞑靼部的阿鲁台成为众矢之的。当明军已巨大消耗换得其势力消退，也就使自己无法找到一个能进行对话的可靠核心。大量分崩离析的部落民重新组合，形成漫步在长城沿线的武装威胁。明朝自己无力统御，也不准有人协助自己管理草原。结果当然是要付出更多成本，还从未有效的缓解北方边患。
在西南方向，明朝同样对任何冒头的土司施行棒击策略。
立国之处设立的沐王府体系，就因为自己的限制和战略规划紊乱而沦为摆设。除了指导一些次要事物和在战时为朝廷捐躯，基本没有完成当初构建者的职能设想。因此，明朝就必须直接耗用重兵，不断与麓川和播州之类的大土司作战。然而，为了解决某个大土司势力，就必须扶持一堆小型土司。等到地区因战争平息而恢复和平，又需要面临下位出头者挑战。因此，后人会从史书中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。在土木堡和萨尔浒这两次军事灾难之前，明军已耗费大量资源用于对麓川土司和缅甸王国的惨胜。
对西南土司的机械政策 同样在消耗明朝自身资源
在东北方向，明朝完全以相似逻辑管理临近部族。
相比根深叶茂的蒙古牧民和西南土司，当地的新女真山寨往往势力更加微弱，彼此认同更为模糊。但明军却本能的将那些壮大的城寨逐个拔除，并对早期汉化程度较高的势力加以限制。结果，造成亲善路线的不可持续，也毁灭了那些可以两头获得认同的温和派。当数代军头为升官发财而弹冠相庆，更为激进的反对势力便孕育而生。他们的后裔也将在17世纪成为后金军队主力，并靠着入关建立起取代明朝的大清。
最后，在形式理应最为乐观的东南沿海，明朝的此类处事逻辑依然给自己不断埋下地雷。
例如面对一心同自己媾和共处的海盗首领汪直，反视其为对自己威胁最大的罪魁祸首。但对其人的就地正法，不仅没有解决海商走私问题，反而促成各船队的自行其是。随之而来的倭寇风暴，搅得半壁江山不得安宁。对双屿岛基地的突袭摧毁，则让更多沿海岛礁成为海盗们的常驻领地。使军事打击难度反而比先前来的更为艰难。以至于到王朝覆灭，沿海的各类非正规团体问题也没能得到彻底解决。
满洲激进派的产生 让明朝付出了最惨痛代价
因果循环
小团体的认知偏差 促成整体的坐井观天
当然，纵观两汉、两宋与明朝的这些决策失误，其内在源头都是完全想通的。
一部分靠体系谋利的集团，因信息失真和反馈机制不畅而丧失基本判断力。任何有价值的情报，都会因认知偏差而被得出错误结论。但只要事情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地步，就不可能论证决策究竟错在何处。后人观前朝旧事而痛心疾首，合上书却又不自觉走上相同道路。
若继续深层次的挖掘缘由，则是长期缺乏一元化政治框架所必然引起的副作用。
因为帝国的所有交涉对象股票杠杆网，往往被主管的判定为更低一级。所以，原本的国界交流，就会被当做上下级述职处理。然后再生成一个原本不存在的问题，并用更多隐患去强行解决。每个环节都要耗费远超正常比例的资源，并让迷失其中的当局者，产生天降大任于己的变态感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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